1924年国共合作的形成，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直接帮助努力下促成的。如此，先前“赤”与“白”的概念发生变化，“赤”、“白”分野由此开始。此时的国民党，由于其奉行的“三大政策”和“新三民主义”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在北洋军阀看来已经赤化。所以“国民军赤化，广东政府赤化，徐谦、邵飘萍赤化，唐生智、蒋梦麟亦被指为赤化”，他们将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和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并称“南北二赤”，声言要“先扑灭北方之赤化，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，期施行全国之刷新”；自然，破坏和镇压国民革命运动的大小军阀和封建买办，便成为反革命的“白党”。
但是，这种总体上的变化，并未中止统一战线内部理论上的论争和认识上的分歧。孙中山逝世后，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，在统一战线内部便出现了“赤化”和“青白化”之争。这种斗争首先最突出地表现在“戴季陶主义”及西山会议派的政治主张之中，随之“赤”或“赤化”在国民党内开始成为一个“危险”或“歧途”的代名词而为人所注目。
李大钊
为此，1926年元旦，李大钊在《青天白日旗帜之下》一文中明确提出：“青白化是革命的象征，赤化亦是革命的象征；赤色旗是世界的阶级革命的旗帜，青天白日旗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旗帜，是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先驱。”
中山舰事件及整理党务案之后，瞿秋白又以《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之斗争》为题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及中国赤化的前途和意义，批判了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封建买办反对“赤化”的丑恶行径，驳斥了戴季陶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对国民革命的责难和诽谤，他明确指出，“如果恐惧赤化而反对赤化，便是要保持列强帝国主义对于世界各国平民的统治，要拥护弱小民族内的军阀以及其他种种帝国主义工具的统治。”他认为，冯自由、林森、邹鲁等国民党极右派及章太炎等“反赤流氓”，已经成为反对赤化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白党。
土地革命时期，“赤”与“白”成为政治矛盾、政治斗争的标志
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为挽救中国革命，中国共产党发表了《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》，指出“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，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，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。”
四一二
1927年5月底，瞿秋白更进一步指出：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两年中从赤化变成非赤——黄色，从黄色又变成白党。”中国共产党开始用武装斗争的形式，反抗国民党的白色恐怖。
1928年元月，中共中央在《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》中指出：“国民党以国民革命的名义，以‘救党护党’的名义，残杀工农群众，使全中国变成白色恐怖的世界，青天白日已经是白色恐怖的象征！”
自此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，反对帝国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统治的斗争进入了新时期，“赤”与“白”的斗争也随之日趋激烈尖锐。以“赤”与“白”为标志的激烈的政治斗争，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。
在这近十年间，我们称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为白色恐怖，称国民党统治区为“白色区域”或“白区”，称国民党军队为“白军”或“白匪军”；与之相对应，国民党称我们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为“红色恐怖”，称根据地为红色区域或“红区”，我们的军队称“红军”，两种势力交界的地域称“红白交界区”，称中国共产党为“赤党”，诬称红军为“赤匪”等。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讲的，以具有政治上的矛盾，以及斗争为标志的“赤”与“白”，在这一时期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。
由于中日矛盾日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，这种“赤”与“白”的斗争是暂趋沉寂。在此后的八年抗战中，国共之间但均不再冠以“赤”与“白”及其与之相配套的字眼和词汇。
抗战胜利后的四年国共斗争中，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终形成，我们已不再或绝少用“赤”与“白”来代表国共之间或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了。
文章摘自《北京日报》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